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法庭庭長羅東川提出建議，針對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的特殊性及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抓緊制定知識產權訴訟特別審理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實施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不斷提升我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在黨中央的部署下，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成立運行。

“在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不斷探索創(chuàng)新，完善機制建設。與此同時，也發(fā)現(xiàn)了一些在現(xiàn)行法律框架下難以解決的問題。”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知識產權法庭庭長羅東川提出建議，針對知識產權案件審理的特殊性及當前存在的主要問題，抓緊制定知識產權訴訟特別審理法。

“知識產權侵權行為通常較為隱蔽，適用一般訴訟法的規(guī)則難以給予權利最有效的保護?！绷_東川代表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在沒有證據(jù)披露制度支持的情況下，權利人的舉證負擔較重；而被訴侵權人卻可能利用現(xiàn)有的管轄權異議程序，拖延訴訟周期。

羅東川代表認為，隨著我國知識產權案件數(shù)量的不斷攀升，在案件審理過程中需要“高效”與“專業(yè)化”并重。然而，因大量由中級人民法院負責一審的知識產權案件無法適用簡易程序，導致部分案件積壓，審理周期加長。同時，在一些重大疑難復雜的技術類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中，尚缺少有針對性的技術事實查明程序。

從立法角度來看，由于我國知識產權實體法一直采用民事特別法的方式予以分別立法，因法律修改的不同步，時常造成共性法律問題適用標準不統(tǒng)一的現(xiàn)象。例如，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修訂中引入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卻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尚未修改完成，而不能在相關領域的案件審判中直接適用。

近年來，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也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的形式，不斷完善知識產權訴訟制度。但是，隨著相關規(guī)定的日益增多，其繁雜而缺乏體系化的問題也愈發(fā)凸顯。

“一些當事人反映，不同位階的知識產權管轄規(guī)定盡管非常完善，卻可能導致當事人‘不知道該去哪兒打官司’的問題。同時，在知識產權案件審理中不可或缺的行為保全、技術調查官等制度，也散見于各司法解釋中。”羅東川代表說。

知識產權訴訟中的侵權、確權、權屬、訴訟保全等程序相互交叉，導致訴訟結果存在不確定性，嚴重影響了知識產權保護和激勵創(chuàng)新的實效。羅東川代表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的設立，為銜接技術類知識產權的侵權和確權程序提供了組織基礎，但在現(xiàn)行法律框架下，其統(tǒng)籌協(xié)調作用的發(fā)揮尚受到一定限制。

從外部環(huán)境來看，羅東川代表指出，知識產權已成為當今國際競爭的焦點問題。然而，我國涉外知識產權訴訟程序中的相關國際管轄規(guī)則尚不明確，又缺乏禁訴令及反禁訴令機制，不僅難以在國際競爭中形成反制，也無法構建爭議解決的主場優(yōu)勢。同時，涉外送達時間長、域外主體資格文件和證據(jù)認定標準高等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爭議解決時間、成本等評價國際營商環(huán)境的重要指標。

羅東川代表認為，要解決上述問題，亟需制定知識產權訴訟特別審理法。為此，他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通過安排相同合議庭和相同技術調查官參與審理民行交叉案件、合并召開庭前會議等方式，協(xié)同處理涉及同一專利的民事侵權和行政確權案件，作出了有益探索。為了進一步簡化救濟程序，統(tǒng)一裁判標準，建議借鑒其他發(fā)達國家和地區(qū)的做法，明確涉及同一知識產權的侵權和確權案件采用特別程序合并審理。

建議完善技術事實查明程序，明確當事人主動查明和法院依職權可以采用的查明技術事實的手段；完善鑒定程序的啟動、采信等規(guī)則；建立以權利要求解釋為核心的專利案件聽證程序；明確技術調查官、技術咨詢專家、專家輔助人、專家型人民陪審員、鑒定人的地位、作用和參與訴訟活動的規(guī)則。

建議延伸相關“管轄連接點”概念的范圍，適度擴張涉外司法管轄權，增強我國司法管轄權的彈性應對能力；延伸行為保全制度的適用，實現(xiàn)禁訴令、反禁訴令與反禁令的功能，對國外平行訴訟形成有力反制；規(guī)范涉外送達程序啟動時間，就代表處、境內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行政程序中的委托代理人等能夠確認實際收悉的送達方式，進行靈活規(guī)定；對于平行訴訟中出現(xiàn)的證據(jù)，以及其他能夠確定真實性的主體證明材料和證據(jù)材料，適當放寬采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