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曉津 曹麗萍

一、《審理指南》的起草背景

近年來，我國知識產權事業(yè)發(fā)展取得顯著成效，知識產權法規(guī)制度體系逐步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效果、運用效益和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建立并逐步完善，是我國進入新發(fā)展階段，實現高質量發(fā)展的必然要求。《審理指南》的出臺，既是對中央和北京市委政策要求的貫徹落實，也是對人民群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懲治故意嚴重侵權行為、提高侵權成本社會需求的積極回應。同時也是為了解決懲罰性賠償缺乏具體適用規(guī)則的問題，以利于審理標準和裁判規(guī)則的統一性、權威性。

自2014年施行的《商標法》引入懲罰性賠償以來，北京法院實際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案件雖然總體數量不多，但社會關注度和影響力較大，涉及百度、鄂爾多斯、斐樂、新華字典等眾多知名品牌¹，判賠數額最高達到7000多萬元²，遠高于未適用懲罰性賠償案件的賠償數額。

懲罰性賠償是相對于“填平”性賠償³而言的。隨著社會經濟生活的不斷發(fā)展，在消費者權益保護、商品房買賣合同、食品安全等某些特殊領域陸續(xù)引入了懲罰性賠償制度，以使相關領域的賠償制度與權利保護需求、利益平衡關系以及相關行業(yè)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相匹配。從我國的法律體系來看，1993年制定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guī)定了“退一賠一”，2015年修訂的《食品安全法》規(guī)定了“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還可以向生產者或者經營者要求支付價款十倍或者損失三倍的賠償金”。因此，除可以要求賠償實際損失外，我國法律規(guī)定懲罰性賠償的倍數最低一倍，最高已到十倍。

知識產權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不僅滿足了知識產權權利屬性的自身要求，也能為社會經濟的轉型發(fā)展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皯土P性賠償制度旨在降低市場負外部性影響，維護社會公共利益”⁴，還可以通過預防未經授權的使用，從而對社會公眾產生正向激勵，促進知識產權的授權使用，有效驅動對于知識產權授權的協商行為。⁵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對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作出明確規(guī)定，《商標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種子法》等各部知識產權專門法陸續(xù)引入或修改完善懲罰性賠償的相關規(guī)定。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3月發(fā)布了《關于審理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解釋》（以下簡稱《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相關的法律制度不斷建立完善。

與此同時，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仍缺乏具體細化的裁判規(guī)則，審判人員在侵權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時較為謹慎，且部分案件存在裁判尺度不統一的情況。以往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存在“舉證難、賠償低”，賠償數額難以體現知識產權市場價值等問題仍困擾著權利人，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司法裁判的權威性和知識產權保護效果?；诖耍本┦懈呒壢嗣穹ㄔ好袢ビ?021年3月成立了懲罰性賠償調研課題組，全面梳理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適用中的相關問題。在深刻把握相關政策要求，認真研究懲罰性賠償法律和司法解釋規(guī)定，充分理解懲罰性賠償制度價值及適用原則的基礎上。結合北京法院審判實際，主要就懲罰性賠償適用的程序和實體兩大方面的重點、難點和熱點問題進行調研，系統總結審判經驗，廣泛征求各界意見，最終起草完成了《審理指南》，以期形成統一的裁判標準，提高懲罰性賠償適用的可預期性。

二、《審理指南》的主要特點

《審理指南》依照《民法典》及各知識產權專門法，以及《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的相關規(guī)定，就司法實踐中涉及的相關問題予以明確，對部分適用規(guī)則予以細化，主要體現了以下特點。

（一）重點規(guī)范懲罰性賠償適用中的實體性和程序性規(guī)則

適用懲罰性賠償既要考察具體案件情形是否滿足主客觀法定要件、基數的確定要求等實體方面的規(guī)則，也要考察懲罰性賠償請求的提出、變更，舉證責任，共同訴訟中針對權利共有人、共同侵權人適用懲罰性賠償等相關程序方面的規(guī)則。《審理指南》在法律和司法解釋框架內，針對不同類型侵害知識產權案件的特點，結合審判實踐系統設計了適用懲罰性賠償的一般規(guī)則，使懲罰性賠償適用規(guī)則更清晰明確，具有較強的裁判指導意義。

（二）創(chuàng)設性列舉屬于侵權故意且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以簡化要件認定規(guī)則

《審理指南》在提煉歸納典型案件情況的基礎上，規(guī)定同時滿足主觀故意和情節(jié)嚴重兩項法定要件的情形，既有效解決權利人“舉證難”的困境，又簡化了懲罰性賠償適用要件的認定，有效提高司法裁判中對懲罰性賠償的適用效率。

（三）充分發(fā)揮懲罰性賠償對新技術、新業(yè)態(tài)發(fā)展的推動作用

《審理指南》中針對技術類侵權案件適用懲罰性賠償確定賠償數額倍數時，專門強調需要考量創(chuàng)新因素的影響，充分體現了懲罰性賠償對關鍵核心技術、重點領域、新興產業(yè)的重視和保護。同時，《審理指南》還專門針對網絡服務提供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做出了規(guī)定，進一步規(guī)范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行為，有效凈化網絡市場，推動平臺經濟治理規(guī)則不斷優(yōu)化。

（四）明確提供懲罰性賠償的計算方法

《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所規(guī)定的懲罰性賠償總額包括填平性賠償部分和懲罰性賠償部分，該解釋出臺前后，部分判決存在僅計算懲罰性賠償部分，未計算填平性賠償部分，導致賠償總額計算錯誤的情況。《審理指南》明確規(guī)定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賠償總額的計算方法，還對基數、倍數的確定做出規(guī)定或提供參考因素，便于準確規(guī)范地進行計算。

三、《審理指南》的重點條文的理解適用

《審理指南》共51條，分為六個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為一般規(guī)定，主要涉及懲罰性賠償的適用原則等一般性問題；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主要涉及懲罰性賠償適用中的實體問題，包括法定要件、懲罰性賠償的計算以及懲罰性賠償對網絡服務提供者適用的相關規(guī)定；第五部分為程序問題的相關規(guī)定，主要涉及懲罰性賠償請求的提出或變更，共同訴訟中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具體要求等；第六部分為適用范圍。重點條文集中在第一部分至第五部分，主要可分為以下三方面規(guī)定。

（一）適用原則

侵害知識產權民事案件中，適用懲罰性賠償應堅持依法適用、積極審慎的原則。《審理指南》第1.1條明確了此項原則。對于滿足法定適用要件的侵害知識產權案件，可以積極適用懲罰性賠償，通過加大賠償力度，對侵權行為給予嚴厲打擊，實現嚴格知識產權保護的效果。同時，懲罰性賠償的適用也要依法審慎進行。如法院不得主動適用懲罰性賠償，只有在權利人請求時才能適用；不能將法定賠償數額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如果滿足侵權故意且情節(jié)嚴重要件，但無法確定懲罰性賠償基數，則不能適用懲罰性賠償，但可以考慮懲罰性因素從高確定法定賠償數額。上述適用原則貫穿于《審理指南》的整體框架設計和具體條文規(guī)定，包括懲罰性賠償適用的主客觀法定要件，懲罰性賠償總額、基數、倍數的確定，以及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適用等規(guī)則，充分體現了適用懲罰性賠償加大知識產權保護，有效懲治、遏制故意嚴重侵權的功能和作用。

（二）程序性規(guī)定

《審理指南》第一部分、第五部分中主要涉及相關程序性問題，重點體現以下內容。

1. 權利人請求規(guī)則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五條規(guī)定明確了“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審理指南》第1.2條和第1.3條對權利人請求適用懲罰性賠償的具體要求做出了規(guī)定，權利人不僅要提出請求，還要對如何進行計算給予明確，包括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基數確定方法及計算方式、倍數等計算要素，便于法院決定適用懲罰性賠償后進行計算。

2.程序銜接規(guī)則

為規(guī)范訴訟與仲裁程序的銜接問題，《審理指南》第1.4條規(guī)定了權利人通過仲裁程序主張損害賠償后，不宜再以懲罰性賠償為由提起訴訟，但該仲裁裁決被依法撤銷或裁定不予執(zhí)行的除外。此外，為使權利人的懲罰性賠償請求盡量在一審階段提出并積極提交相應的證據，《審理指南》第5.1條和第5.2條對懲罰性賠償請求的提出、變更以及賠償舉證責任從一審與二審銜接的角度提供了指引性規(guī)范。如權利人在一審中提出懲罰性賠償請求，且持有其主張的懲罰性賠償基數確定方法的計算方式及相應的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交的，導致懲罰性賠償請求未獲得支持，二審中一般也不支持其懲罰性賠償請求。

3. 共同訴訟規(guī)則

考慮到知識產權共同訴訟案件多的特點，結合權利人請求規(guī)則、權利是否可分以及侵權責任形態(tài)等，《審理指南》第5.3、5.4、5.6、5.7條針對權利共有人分別提出懲罰性賠償請求，以及權利人針對共同侵權人提出不同的懲罰性賠償請求的情形分別做出了規(guī)定。權利共有人在同一案件中需要提出一致的懲罰性賠償基數、倍數，便于同一權利適用相同的懲罰性賠償標準。不同侵權人分別實施侵權行為的，各自承擔侵權責任，權利人可對其主張不同的懲罰性賠償基數、倍數；不同侵權人共同實施侵權行為的，則需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確定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和倍數。

4. 區(qū)別適用規(guī)則

鑒于懲罰性賠償具有嚴厲懲治、遏制侵權的作用，有必要審慎適用懲罰性賠償。司法實踐中，針對相關侵權行為產生的賠償責任存在可以適用懲罰性賠償和無法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情形，需要區(qū)分適用?！秾徖碇改稀返?.5條規(guī)定了同一案件中針對多項權利的侵權行為，權利人可請求對部分行為請求懲罰性賠償；第5.8條和第5.9條則區(qū)分了侵權損害后果、侵權行為階段，對滿足適用條件的部分、階段適用懲罰性賠償。

（三）實體性規(guī)定

《審理指南》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主要涉及相關實體性問題，重點體現以下內容。

1. 列舉懲罰性賠償法定要件的典型情形

《審理指南》結合審判實踐，對侵權故意和侵權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進行了梳理。其中第2.2條列舉了六項可以認定構成侵權故意的情形。雖然侵權故意強調侵權人實施侵權行為的主觀狀態(tài)，但在訴訟中仍需要通過相應的客觀事實予以體現，如侵權人惡意搶注并使用他人馳名商標，在宣傳或提供侵權商品或服務時有意針對權利人標識進行“擦標”，以及在知識產權行政主管部門發(fā)出侵權通知后仍繼續(xù)實施侵權行為等，可以認定侵權人對實施侵權行為存在明顯的主觀故意。其中第2.4條列舉了七項可以認定為侵權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其中不僅包括侵權行為本身較為嚴重的情形，如針對同一權利人或同一知識產權多次實施侵權行為；而且包括侵權結果較為嚴重的情形，如權利人商業(yè)信譽遭受重大損失；還包括侵權人在權利人維權過程中采取不當手段阻礙取證等情形。

為減輕權利人的舉證責任 , 同時便利司法裁判中對懲罰性賠償適用要件的統一認定，《審理指南》第2.5條規(guī)定了屬于侵權故意且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比如，侵權人在電影、電視劇、綜藝節(jié)目等首播前或者熱播期盜播的，不僅能體現侵權人明顯的主觀故意，而且能反映出侵權情節(jié)非常嚴重；在行政處罰和行政裁決認定侵權后，同一侵權人重復侵權，或者拒不停止侵權行為繼續(xù)實施同樣的侵權行為的，顯然也屬于故意嚴重侵權行為。

2. 細化懲罰性賠償的計算

滿足適用懲罰性賠償法定要件后，進行懲罰性賠償計算則是非常重要的步驟?！秾徖碇改稀返谌糠謱Υ俗龀隽溯^為具體的規(guī)定。

（1）賠償總額。適用懲罰性賠償計算的賠償總額包括兩部分：一是填平性賠償部分，即懲罰性賠償的基數；二是基數與倍數的乘積，即賠償總額 = 基數+基數×倍數。權利人為制止侵權所付出的合理開支則應另行計算。

（2）賠償基數?！秾徖碇改稀返?.2條明確了法定賠償數額不得作為懲罰性賠償的基數。第3.5條列舉了計算實際損失可以考慮的九類因素，主要是從權利人角度將實踐中普遍出現的商品銷售量、價格、利潤，權利人網站中相關內容的點擊、下載、瀏覽量等因素作為計算依據。第3.6條列舉了計算侵權獲利可以考慮的十一類因素，主要是從侵權人角度列舉了計算侵權獲利的相關因素。第3.9條是以許可使用費的合理倍數或權利使用費作為懲罰性賠償基數所需考慮的因素，強調根據案件具體情況，判斷許可使用費與侵權使用情形的可比性。前述基數確定方法中，只有因知識產權帶來市場價值時才屬于侵害知識產權涉及賠償的范疇。《審理指南》第3.11條規(guī)定了知識產權貢獻度應根據案件具體情況，適當考量權利人知識產權在侵權人侵權獲利中商業(yè)價值的貢獻程度或比例。第3.12條列舉了確定知識產權貢獻度可以考量的因素，其中包括權利客體的創(chuàng)造性、獨創(chuàng)性、顯著性或價值性，侵權內容分別占權利客體、侵權客體的數量比例或者重要程度等。

（3）倍數。懲罰性賠償的倍數主要體現了懲罰性質，確定倍數應與侵權人的侵權故意及情節(jié)嚴重程度相適應。侵害知識產權案件中，確定倍數的考量存在共性因素。《審理指南》第 3.14條進行了列舉，如侵權故意程度、侵權持續(xù)時間、侵權行為對行業(yè)造成的危害等。此外，侵害不同類型知識產權，侵權行為會呈現不同的特點，倍數的考量也存在個性因素。第3.15—3.19條分別對侵害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商業(yè)秘密以及植物新品種權確定懲罰性賠償的倍數做出了指引。例如，專利本身的價值對確定懲罰性賠償的倍數存在較大影響，專利技術是否屬于關鍵核心技術、重點領域或新興產業(yè)的技術等對懲罰性賠償倍數的確定起到重要作用。

（4）約定適用。實踐中，權利人與侵權人達成停止侵權的和解協議后也可能再次侵權。如果和解協議中約定了懲罰性賠償，除非有明顯不合理的情形，應尊重當事人的約定。《審理指南》第3.20—3.22條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的約定適用，當事人可以約定懲罰性賠償的基數、基數確定方法、倍數及賠償總額等，當事人約定的懲罰性賠償倍數不受法定1—5倍范圍的限制。

3. 專門規(guī)定對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適用規(guī)則

近年來，隨著各類網絡平臺的快速發(fā)展，涉及網絡服務提供者的侵權行為也時有發(fā)生。為了進一步規(guī)范網絡平臺治理，避免網絡平臺有意擴大其平臺上發(fā)生的嚴重侵權后果。《審理指南》第四部分專門做出了規(guī)定。主要從一般規(guī)定、主客觀要件、未履行法定義務以及直播帶貨、代購兩類典型網絡服務中網絡服務提供者可能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規(guī)則進行規(guī)定。第4.1條為一般規(guī)則，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網絡用戶故意實施嚴重侵權行為仍為其提供幫助，或者教唆網絡用戶實施侵權行為，網絡用戶經教唆故意實施嚴重侵權行為的，權利人可以向網絡服務提供者請求懲罰性賠償。第4.2條對網絡服務提供者“明知”網絡用戶利用其網絡服務實施侵權行為的情形進行了列舉。第4.3條列舉了可以認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實施幫助或教唆行為構成情節(jié)嚴重的情形，如網絡用戶拒不履行生效判決、裁定，網絡服務提供者仍為網絡用戶繼續(xù)實施同樣的侵權行為提供網絡服務的。第4.7條、第4.8條對在網絡直播帶貨、跨境電商等代購行為中，網絡服務提供者可能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情形做出了規(guī)定，及時回應了當前網絡平臺經營中侵權多發(fā)領域懲罰性賠償的適用需求。

四、小結

《審理指南》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了懲罰性賠償適用中的程序性和實體性問題，是北京法院充分發(fā)揮審判職能，積極穩(wěn)妥適用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規(guī)則，實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激發(fā)創(chuàng)新活力、打擊故意嚴重侵權行為的重要舉措；為北京法院在司法實踐中統一適用懲罰性賠償提供了重要的規(guī)范指引，也將為不斷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效果、逐步完善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制度體系起到積極作用。

（作者單位：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三庭）

1.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22）京民終 170 號民事判決書、北京知識產權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1677號民事判決書、（2017）京73民終1991號民事判決書、（2016）京73民初277號民事判決書。

2. 參見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8）京民初127號民事判決書。

3. 大陸法系的侵權損害賠償通常遵循“填平”原則，即“損害賠償之最高指導原則在于賠償被害人所受之損害，俾于賠償之結果，有如損害事故未曾發(fā)生者然”。參見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4. 參見張鵬：《專利侵權損害賠償制度研究——基本原理與法律適用》，知識產權出版社 2017年版，第282頁。

5. 參見王利明：《論我國民法典中侵害知識產權懲罰性賠償的規(guī)則》，載《政治與法律》，2019年第8期。